儿时记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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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家
“我的家庭真可爱， 美丽清洁又安详； 姊妹兄弟都和气， 父亲母亲都健康。 虽然没有好花园， 月季凤仙常飘香； 虽然没有大厅堂， 冬天温暖夏天凉。 可爱的家庭呀， 我不能离开你， 一切恩惠比天长。”
每每想起这首歌，我的心头就会被什么东西堵住，我的眼眶就会情不自禁地湿润……我知道那是对美好家庭的情愫，那歌中的一切，我已无法拥有，因为我的父亲，我慈爱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0个年头了。
总想写一点我的家，准确地说是我的娘家了，来怀念我的父亲，可总提笔又放下，怕触动内心深处那份珍贵的情感，也怕没有能力写出我对家、对父亲的情感。今日，在这个飘着冬雨的午后，我敲击着键盘，写下只言片语——
我的家在金鸡湖的东岸。那里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村。一条小河穿村而过，两岸的人家，沿河而居。我的家就是其中的一户，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，父亲、母亲、姐姐和我。
父亲排列老二，上有一个哥哥，下有2个弟弟和2个妹妹，其中一个妹妹，被送给了同村的一家人家，我们还是来往的。一个大家庭也算和睦，我记忆中过年是尤其快乐的，从这家吃到那家。
从小到大，总觉得和父亲不是特别亲近。他，近1.8米的身高，四方脸，唯一不符合审美标准的是一个塌塌的鼻梁（我的鼻梁就是他的再版）。他的脸上总有几分严肃，让我只敢偷偷看他，不敢正眼多瞧。也许是因为家里的事都是他说了算吧。伯伯生性潇洒，很少管事，所以家族的大大小小的事总是父亲在拿主意。
听母亲说过伯伯的房子就是在父亲的坚持下才圆满盖好的，为此他和伯伯的邻居还有了过节，母亲轻轻唠叨了几句，父亲一句话就把她回了过去——“那是我哥。”听母亲的口气很是不平，但也无奈，觉得父亲是好威严的人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父亲的敬畏并没有减少，只是多了崇拜。他是一个中学的代课老师（没有转正），教地理，后来教语文。在那时，农村的孩子从小就要为家庭作贡献。小小的孩子都会用手搓稻草绳，编草包去卖钱，来增加家庭的收入。
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晴朗的夜晚，一边编草绳，一边听父亲讲那《牛郎织女》的故事。我侧着头倾听着，津津有味，难道这夜空真的有这么多神秘的故事？那时连蚊子叮我也不知道了，也忘了手中的绳子……日子在父亲的故事中一天天过去了，也许，就在那时候，父亲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，让我喜欢书这个朋友。
对父亲的崇拜不仅于此。记忆中父亲可是村里名人。听说父亲、母亲年轻时是大队（那时几个自然村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大队）宣传队的成员，说说唱唱可是拿手的。呵呵，我的音乐细胞都是他们遗传的。家里的小书桌是父亲做的，小天井里的过道是父亲带着我们垒的，我和姐姐的“的确良”衬衫是父亲做的，家里的那些国画是父亲画的……还有，几乎全村的对联都是父亲写的。
大年三十，我就是父亲的书童，在他旁边帮着磨磨墨，递递大红的纸头、裁纸的刀，也忙得不亦乐乎。一幅幅对联在父亲的笔下诞生，绢秀挺拔的正楷，遒劲有力的隶书、行云流水的行书……在我的眼里，父亲就是大书法家。当一个个小伙伴拿着空白的红纸，看到我在父亲的身边忙得像只小蚂蚁，都投来羡慕的目光，当他们拿着写好的对联离去的时候，我还在身后啰嗦：“墨没有干，别折——”那时，我的心里的得意劲就别提了！
过年，就是那么好！虽没有大鱼大肉，但家里洋溢着温暖。年前，几乎家家都要打年糕，那是一件很隆重的事。我最喜欢跟着母亲磨粉了。最早是用手推磨的。一个拉着磨头，往石磨里加米，两个推磨。
很小的时候，我还可以享受那坐在推磨架子上的惬意，看着磨盘有节奏地转动，看着那白白的粉源源不断从磨盘出来，看着母亲的汗水渗出额头，小手竟忘了抓紧那磨架，小脚不老实地来回晃动……结果被“罚”下来。哎，谁叫我不听话呢。我可不会闲着，两只小手吊着推磨架帮忙，没有几下就赶不上节奏，手一滑，一屁股摔在地上——好痛！后来，改为电磨了。我跟在母亲身后，一蹦一跳，看见那沉甸甸的口袋压在她的肩上……
打年糕一般都在晚上，母亲早就作好了准备工作——白白的米粉铺满两只大匾，一捆捆柴火堆得高高的，灶头上的三只铁锅已经洗得亮堂堂的，打糕的桌子、蒸糕的木桶也洗得干干净净。火旺了，水滚了，第一锅糕“出炉”了。就看见，父亲从冒着滚滚“热气”的锅上端起木桶，飞快地从灶房跑到客厅。
桌上已经抹上糖水，只见母亲一下子掀起上面的盖子，“啪”一声，父亲连糕带桶压在桌上，那糕冒着“热气”，散发着香味，直钻我的鼻孔，让我刚吃饱的肚子又饿了，用大人的话说就是“眼睛饿”。母亲已经脱去厚厚的棉衣，穿着一件线衫。她把衣袖挽得高高的，一手上包着一块白毛巾，用拳头用力压那滚烫的、蓬松的米糕，一手飞速地把米糕向中间聚拢。
没几下，母亲的手已经通红通红了。我的眼一眨不眨地看着那米糕，被母亲的双手揉着、捏着，翻动着……渐渐地，那松松的米糕，仿佛被母亲施了魔法，变得越来越来有粘性，最后成了一条长长的、宽宽的“大面条”